給自己做了75次腦核磁后，美國神經科學家卡琳娜·海勒被《自然》稱為“科學界腦掃描次數最多的女性”。

為了研究避孕藥對女性大腦的影響，海勒拿自己做試驗，用核磁共振記錄下自己在月經周期內的大腦形態、功能區域變化，結果發現：服用短效口服避孕藥或讓女性大腦發生改變。

近期，國際頂級科學期刊《自然》撰文介紹了這一研究。《自然》認為，海勒的發現有助于探索性激素與女性大腦的復雜關系，為女性使用避孕藥提供更多數據，指導女性選用最適合自己的避孕方案。

看完《自然》的報道后，中華醫學會計劃生育分會第六屆委員會主任委員程利南教授告訴“醫學界”，這屬于個體性研究，雖然研究者觀察到了自身大腦變化，“至于這如何與女性情緒功能等變化產生聯系，有待進一步探索。”

神經科學家卡琳娜·海勒（Carina Heller）通過自己的腦核磁成像結果，填補了女性健康研究的空白。圖源/Nature

避孕藥或讓女性大腦發生變化

海勒有歐美多個高等學府的求學經歷，專業覆蓋心理學、哲學、神經科學等領域。

她曾專注于分析迪格奧爾格綜合征患者的腦白質、灰質改變，這種染色體疾病會增加成年后患精神分裂癥的風險。她也深入探究過急性新冠感染后的“腦霧”原因。

2020年前后，海勒對避孕藥和女性大腦的關系產生興趣。彼時，神經科學家勞拉·普里切特（Laura Pritschet）為了解激素波動對大腦的影響，每隔24小時給自己做一次腦核磁，連做30天，并在一個衍生項目中，連續掃描丈夫的大腦。

普里切特發現，高雌激素水平會重塑大腦海馬體，重新組織大腦不同區域的連接。比如，和白日夢、記憶等認知功能有關的“默認模式網絡”可能受此影響。孕激素的作用則恰恰相反。

“很多大腦、神經研究受限于成本，只能對10～30名受試者做1～2次的腦核磁掃描。這無法解釋大腦形態和連接性的日常改變。”《自然》寫道，像普里切特這樣的“密集采樣”，可以觀察到個體動態且精細的變化。

海勒深受啟發。在和團隊協商后，她在1年內分3個階段，完成了規定數量的腦核磁掃描，分別是自然月經狀態下，連用口服避孕藥3個月后，以及停藥3個月后。

按此計算，海勒每個階段需在5周內為自己掃描25次腦核磁。

每到掃描日，早上7:30，她就鉆進MRI設備中，紋絲不動地靜躺1.5小時。9點抽血，然后填寫當日情緒調查問卷。

“就像喝咖啡、做冥想那樣，腦核磁幾乎變成我的晨間規定動作。”海勒回憶。

在10月初召開的2024年度美國神經科學學會年會上，海勒受邀并匯報了這一單臂試驗。

研究結果顯示，海勒在自然月經狀態下，大腦體積、不同腦區之間的連接呈現節律性變化。比如卵巢釋放卵子后，大腦雙側海馬的體積會增加。

而服用避孕藥后，這種節律性改變似乎“減弱”了。換句話說，用藥時，海勒的身體和大腦似乎脫離了自然周期激素波動的影響。一旦停藥，大腦變化會逐漸恢復至常態。

此外，綜合情緒問卷結果，海勒發現，在正常月經周期中，海馬體積增大，能觀察到積極情緒。另一方面，避孕藥相關的雌激素水平增加，則與悲傷、煩躁等負面情緒有關。

為何關注“避孕藥重塑大腦”？

程利南教授告訴“醫學界”，十多年前她去美國訪學時，就聽說有人在研究避孕藥對大腦的影響。“方向五花八門的，主要是想消除人們對口服避孕藥的誤解。”

自1960年首款藥物在美國獲批，口服避孕藥迅速普及，至今已有超1.5億名育齡女性用過，“是全球最常用的藥物之一。”《自然》如是形容。

第一批用藥者是發達國家的“30后”“40后”女性。醫學界從她們身上，驗證了避孕藥的安全性。比如，長期、合理使用不會增加整體患癌風險，不會導致不孕不育，還有其他健康益處，包括治療痤瘡、緩解痛經、治療偏頭痛……

學界也格外關注避孕藥和大腦的關聯，一方面是因為它的使用對象是健康人群，對安全性要求更高。另一方面，程利南教授介紹，“它有一個和大腦相關的罕見副作用、會出現抑郁，停用后能自然好轉。”

早在上世紀70年代，有研究觀察到，避孕藥可能和女性精神、心理有關。其理論依據是短效避孕藥含有不同比例的雌、孕激素，可能與大腦不同區域受體結合，抑制機體內源性激素產生，導致月經周期停止，阻止排卵。

為達到避孕效果，不同于自然月經周期，短效避孕藥會讓女性激素水平維持在類似懷孕的狀態，一些孕期多見的情緒問題，如焦慮、多愁善感也隨之出現。基于這些發現，避孕藥不斷迭代。最近有研究顯示，新型避孕藥對情緒影響可能更小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醫學界仍不確定避孕藥和情緒變化有必然聯系，大量研究也無法得出一致關聯。直到大腦成像大量應用于腦科學研究后，解剖結構變化躍然紙上，僵局似乎被打破。

2010年，《腦研究》雜志發文指出，部分女性服用避孕藥后，負責社交、記憶功能的大腦灰質擴大，可能變聰明。

此后，歐美學者陸續發現，避孕藥可能影響不同腦區。有受試女性的應激反應減弱；有人調節負面情緒的能力被抑制；還有人的下丘腦似乎變小，更易抑郁、暴躁。

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哥倫布分校行為神經科學家凱瑟琳·倫茨（Kathryn Lenz）認為，許多女性從青春期就開始用避孕藥，而青春期又是大腦發育、成熟的敏感時期，因此研究避孕藥對大腦影響這一話題，意義重大。

下一步，海勒希望招募1名患有子宮內膜異位癥的女性，也開展密集采樣研究，以探討激素波動是否為疾病誘因。

此外，她還計劃擴大腦掃描的研究樣本，招募一批健康狀況各異的女性，以尋找個體差異，揭示為什么有些女性用避孕藥后出現不良反應，另一些人則不會。相關發現將有助于藥物研發、不良反應干預等，幫助那些在服用避孕藥期間出現情緒波動的女性。

“海勒的研究仍比較‘粗’，屬于個體觀察。只看到大腦形態變化，并不清楚這如何影響行為變化。”程利南教授告訴“醫學界”，中國也需要開展更多的短效避孕藥研究，但我們的主要目標應該集中在口服避孕藥的副作用上。

“現在誤導信息太多了。有些人會把人工流產當作避孕，這給婦女帶來的傷害，遠大于口服避孕藥的副作用。”程利南教授提醒。

參考文獻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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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：醫學界，作者：燕小六，責編：汪航